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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老工业基地重生给东三省的启示

全球化的竞争力核心正在转移，以往依靠廉价打开市场的模式正受到来自智能化的挑战。

3月中的一个清晨，中环楼宇间的薄雾尚未散去，时代周报记者在香港见到了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Antoine van Agtmael)，经济学术语“新兴市场”一词就是由他提出的。

“1984年，我随世界银行团队第一次来到中国，撰写了世行的第一份中国制造业报告。此后我几乎每年都要飞来几趟。以前我总是听到美国企业家抱怨中国企业凭价格优势抢走了他们的市场份额，可近几年情况反转了，于是我开始写这本书。”72岁的阿格塔米尔神采奕奕地说道。

在他与《金融日报》前首席执行官弗雷德·巴克合著的新书《智能转型：从锈带到智带的经济奇迹》(The Smartest Places On Earth)中，两人认为，尽管全球经济的重心仍在继续向新兴市场(尤其是向着中国)转移，尽管那里的消费者将继续引领市场走向，但实际上，竞争优势正在重新倒向发达市场一方。这种转移，源自“智能化”对生产力要素产生的颠覆力，而“智能化”背后的研究与开发(R&D)能力正是发达市场的长处。

从2013年起，阿格塔米尔和巴克陆续走访了荷兰的埃因霍温(Eindhoven)、德国的德累斯顿(Dresden)、瑞典的马尔默(Malmo)、美国的俄亥俄州阿克伦(Akron)、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Durham)等十几个欧美城市。这些被称为“锈带”的城市有一个共同点：过去曾是工业重镇，却因全球化的影响而日益式微，经历了制造业的繁荣和产业向新兴市场转移后的凋敝，但现在，凭借智能制造和人力资源优势，它们正重拾竞争优势，东山再起，成为活力四射的创新热点，成为新型的“智带”城市。

中国产学研太“正式”

时代周报：这些“锈带”城市向“智带”城市的转移是怎么开始的？

阿格塔米尔：过去新兴市场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来自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可以把产品的价格成本压到极致；但此后，西方国家的一些公司逐渐认识到，正确的做法是要让产品尽可能地智能化。

例如在中国，这里曾经有非常非常多的大型制鞋工厂，但慢慢地，这里的人力成本也不再便宜了，很多制鞋工厂正在向越南之类更便宜的地方搬迁。但另一面，最新的鞋子工厂在哪里呢？在德国，全世界人工成本最高的地方。

机器人(21.550, 0.34, 1.60%)将可以在未来承担大部分产品的制造工作。有了机器人，人力成本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传统工厂依靠批量生产获取规模效应，但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可以让工厂能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进行小批量生产。例如制作个人定制的鞋子，并且完成整个销售与递送的过程。与此同时，成本却并不会大幅升高。按时薪计算，机器人的成本未必比中国工人高。所以说，美国正在重新建构(re-engineering)制造业，一部分的制造业将会重新回到美国。

我们曾在波士顿见到一款叫做“巴克斯特(Baxter)”的人形机器人。在三个摄像头、一个声纳、多个传感器以及其他技术的帮助下，它充当人类的工作助手。巴克斯特能“看到”并“感知”周围的环境，可以抓取、握住、抬起、挪动物品，也可以用两个手臂熟练地同时进行多项不同任务。“巴克斯特”每台售价仅2.2万美元，可工作6500小时，算下来的时薪相当于3美元。这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得巴克斯特及同类机器人对无法负担大型基础设备投入的小公司极具吸引力。

时代周报：现在的中国能不能借鉴“锈带”城市的转型经验？

阿格塔米尔：美国“锈带”上的“旧经济”为智能创新时代的到来积累了战略性的竞争优势。

举例来说，美国俄亥俄州的阿克伦曾是美国四大轮胎厂的总部，如今，这些轮胎厂都随着产业转移消失了，但是它们对于聚合物和新材料的研究实力被保留了下来，生出了千百家小型的化合物公司。俄亥俄州现在是美国最大的聚合物和橡胶制品生产地、第二大的塑料生产地，也是公认的全球聚合物和特种化工行业的领导者，拥有约1300家公司，员工超过8.8万人。这些工厂提供的职位总数，比之前四家大型的轮胎企业都要多。

那里的人们十分明白如何共享智力资源。拥有一流研究能力的大学、创业公司和“旧”公司三者的紧密合作，使阿克伦重获生机。其他的例子还包括过去拥有发达钢铁产业的匹兹堡，依靠卡耐基·梅陇大学和匹兹堡大学的科研实力，Google与Uber均在此设立了研发中心与办公室。这些创新的力量往往是自下而上的。创造性从许多角角落落的地方、以非正式的方式，在自由合作的环境中萌发出来。

目前，在智力共享方面，美国确实有一些先发优势，不过这种优势并不会是永久性的。中国的竞争者正在很快地追赶上来，只是尚有差距。虽然中国已经对研发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无疑更侧重开发(development)而非基础研究(research)，事实上，基础研究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另一方面，相对来说，中国的大学对走出“象牙塔”还不够积极，而企业也没有与大学形成良好的互动合作。中国的一些学校也倡导产学研合作，不过依然是“自上而下”的合作模式，太过正式了。想要激发创造性，或许在非正式的情况下、让合作自然发生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很多极具创造性的人才未必喜欢被告知要做什么，他们的大脑需要“呼吸”的空间。大学与企业都应该更积极努力地去接触对方。

保护主义的本质是“懒惰”

时代周报：有人会认为知识产权和专利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创新与智力共享活动，你怎么看？

阿格塔米尔：我相信创新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创新也需要激励机制的支持，但在“保护”与“可得性”之间，确实有必要作出一些平衡。药品研究是个很典型的例子。知识产权维护了制药公司研发新药的积极性，因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药能带来丰厚的利润，但如果定价高到没有患者能用得起药，又违背了药物研发治病救人的初衷。

制药公司常挂在嘴边的是，我们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不过事实上，制药涉及的研发中，研究的部分往往是教授和博士后们的研究成果，而非制药公司本身，教授们的研究基金则来自政府，因此药品定价也理应让公众得到更多的受益。

上世纪80年代，美国颁布了《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它使得受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可以被大学和研究机构使用。许多我刚才所说的智力合作都是由这个法案衍生出来的。

时代周报：你还是比较乐观地认为合作是未来世界的趋势，但很明显，“逆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阿格塔米尔：人们需要调整心态。很多美国人怪罪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这是说不通的。之前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的主要原因，是自动化的发展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都与中国无关。

我认为保护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懒惰。我完全不喜欢保护主义这个概念，无论是国家保护主义还是智力保护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需要颠覆性的创新，但我们也得找到比过去更好的方法去适应颠覆性的创新，让人们不要觉得自己被落下了。美国在这方面犯了错，中国也要小心犯类似的错。

对制造业来说，颠覆的主要来源一直就是自动化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未来制造业的工作岗位或许所剩无几，相应地服务业也将迎接变革。我相信十年后，就像现在人人都有一台智能手机一样，每个人都会带着某种传感器的可穿戴设备，很多以前需要医生做的诊断可能会由机器作出，这时你就会需要一种新的医疗服务，医生护士要做的可能更多是为你提供关怀，而不是诊断。

在未来的新经济中，许多岗位并不一定要大学文凭才能胜任，但需要经过良好的职业培训，这方面德国已经作出了一些示范。我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也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合约”(social contract)，就是由大学来教导培训所涉及的学术元素，企业则合作提供实践和工作的机会，政府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我相信这种社会层面的创新将是人们越来越关注的话题，它将指导我们主动或者被动去应对颠覆式的技术创新。

一段时间内，智力共享加上智能制造，将让竞争优势重新转向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将要奋力缩小创新差距。但从长远来看，这会造福全世界，因为智能产品会帮助我们解决影响所有人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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